鄭杰文《經(jīng)學十二講(節(jié)選)》高三議論文閱讀題及答案
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:一是“王道”,一是“民本”。孟子崇尚“王道”政治,以“王道”為最高政治理想,而貶黜“霸道”。他分別以堯舜禹、“春秋五霸”為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的代表。孟子所說的“王”,就是“以德行仁”,讓人“中心悅而誠服”;他所說的“霸”是“以力服人”,結(jié)果是“非心服”。孟子要求行“仁政”,講“民本”,其落腳點都在“王道”上。他向往堯舜禹先王之治,實質(zhì)上是希望道德主體與政治主體合一,即以堯舜禹等圣王實踐過的理想政治的“類型”,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,通過對圣王歷史與業(yè)績的詮釋,批判他所處的紛亂的戰(zhàn)國時代,目的是引導歷史的走向。
孟子的政治思想體系以“民本”為基礎(chǔ),這與兩千多年來中國以“君本”為基礎(chǔ)的政治傳統(tǒng)是形同水火的。如朱元璋讀《孟子》至“草芥”“寇讎”之語而大怒,于洪武三年(1370)廢黜孟子祠,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學士劉三吾刪節(jié)《孟子》,就是明顯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。兩千多年來,《孟子》成了為苦難民眾伸張正義的書,它召喚著歷代讀書人的良心,如“詩圣”杜甫的“致君堯舜上”,為民吶喊,憂國憂時。
要講“仁政”,就要以民為本,這就是傳統(tǒng)的“民為邦本,本固邦寧”的理念。從這一理念出發(fā),孟子闡述了自己的“仁政”學說。這一學說,簡單說來,包含禮賢下士和保民愛民這兩方面的內(nèi)容。孟子說:“君行仁政,斯民親其上,死其長矣。”就是說,君主若能行仁政,那他的臣民就會擁護君王,會為長官去拼命。孟子一直以為,國君和社稷都是可以變換的,就是改朝換代,而民眾是不變的,民心向背與政權(quán)的穩(wěn)定與否直接相關(guān),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內(nèi)容?墒,孟子以民為本的“王道”理想與現(xiàn)實之間畢竟存在著很大的落差,孟子其人其書對專制政治的沖擊力之大,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,《孟子》成“經(jīng)”之難可見一斑。
孟子主張“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”。孟子這一思想,是對春秋以來“以民為本”人文主義思潮的繼承和發(fā)展,在中國思想界是破天荒的,對中國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。如果說孟子言心言性是側(cè)重于哲學思想的話,那么他談君談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,二者密切相關(guān)。因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體與政治主體的合一,也就是“王道”。
孟子“仁政”說的哲學基礎(chǔ)是“性善論”。“性善論”,簡言之就是:“人之初,性本善;性相近,習相遠。”孟子以為,仁愛基于善性,這個善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。孟子“道性善,言必稱堯舜”,其目的是要為他的“仁政”說找依據(jù)。他說“道性善”,即善性人皆有之,應(yīng)當不斷加以擴充,達之于天下,那么“仁政”說就不是無源之水,無本之木,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。這樣一來,“仁政”學說就有了一種天然的合理性、普遍的可行性。他“稱堯舜”,是稱道堯舜的德治天下,不失為仁義之道。德治天下是人們的理想政治,孟子的機智之處就在于把自己的“仁政”說,托之于人們理想中的圣王,這樣說服力、可信度都會增強。然而,孟子雖然為“仁政”說找到了“性善論”這個內(nèi)在依據(jù),不過在當時崇尚“霸道”的形勢下,這種“性善論”“仁政”說是很難有市場的。難怪到西漢,司馬遷在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中就說孟子的“仁政”說“迂遠而闊于事情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