丟失的香柚
梁曉聲
“大串聯(lián)”時期,我從哈爾擯到了成都,住氣象學(xué)校,那一年我才17歲,頭一次孤獨離家遠行,全憑“紅衛(wèi)兵”袖章做“護身符”。
我第二天病倒了。接連多日,合衣裹著一床破棉絮,蜷在鋪了一張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發(fā)高燒。
高燒初退那天,我睜眼看到一張憂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臉。她正俯視我。我知道,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我的人。又見她戴著“紅衛(wèi)兵”袖章,愈覺得她可親。
我說:“謝謝你,大姐。”看去她比我大二三歲。
一絲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現(xiàn)在她臉上。
她問:“你為什么一個人從大北方串聯(lián)到大南方來呀?”
我告訴她,我并不想到這里來和什么人串聯(lián)。我父親在樂山工作,我?guī)啄隂]見他的面了,想他!我委托阿替我給父親拍一封電報,要父親來接我。
隔日,我能掙扎著起身了,她又來看我,交給了我父親的回電——寫著“速回哈”三個字。
我失望到頂點,哭了。
她勸慰我:“你應(yīng)該聽從你父親的話,別叫他替你擔(dān)心。樂山正武斗,亂極了!”我這時才發(fā)現(xiàn),她戴的不是“紅衛(wèi)兵”袖章,是黑紗。
我說:“怎么回去呢?我只剩幾毛錢了!”雖然乘火車是免費的,可千里迢迢,身上總需要帶點錢!
她沉吟片刻,一只手緩緩地伸進衣兜掏出5元錢來,慚愧地說:“我是所學(xué)校的學(xué)生,‘黑五類’。我父親剛?cè)ナ溃吭轮唤o我9元生活費,就剩這5元錢了,你收下吧!”她將錢塞在我手里,拿起笤帚,打掃廁所去了。
我第二天臨行時,她又來送我。走到氣象學(xué)校大門口,她站住了,低聲說:“我只能送你到這兒,他們不許我邁出大門!彼龔臅锾统鲆粋柚子給了:“路上帶著,頂一壺水!
空氣里彌漫著柚香。我說:“大姐,你給我留個通信地址吧!”
她注視了我一會兒,低聲問:“你會給我寫信嗎?”
我說:“會的!”
那那么高興,便從她的小筆記本上扯下一爺紙,認認真真給我寫下了一個地址,交給我時,她說:“你們哈爾濱不是有座天鵝雕塑嗎?你在它前邊照張像寄給我,好嗎?”
我默默點了一下頭。我走出很遠,轉(zhuǎn)身看,見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,目送著我。
路途中缺水,我嘴唇干裂了,卻舍不得吃那個柚子。在北京轉(zhuǎn)車時,它被偷走了。
回到哈爾濱的第二天,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像。天鵝雕塑已砸毀了。滿地碎片。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,淌著血。
我不愿讓她知道天鵝雕塑砸毀了,就沒給她寫信……
去年,聽說哈爾濱的天鵝雕塑又復(fù)雕了,我專程回了一次哈爾濱,在天鵝雕塑旁照了一張像彩色的。按照那頁發(fā)黃的小紙片上的地址,給那位銘記在我心中的大姐寫了一封信,信中夾著照片。
信退回來了。信封上,粗硬的圓珠筆字寫的是——“查無此人”。
她哪里去了?
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齡人“消失”在十年動亂之中了,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來。
注:“大串聯(lián)”:文化大革命中以“革命”的名義天南地北地聯(lián)系!昂谖孱悺保何幕蟾锩校篙吇蜃孑吥酥猎鲎孑吺堑刂、富人、反革命、壞蛋和右派分子,起子女稱作“黑五類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