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居易小傳

白居易(772～846)唐代詩人。字樂天，號香山居士、醉吟先生。祖籍太原(今屬山西)，曾祖父白溫遷居下□（今陜西渭南），遂為下□人。晚年官太子少傅，謚號“文”，世稱白傅、白文公。祖父□、外祖陳潤俱善詩。父季庚，做過彭城縣令，徐州、襄州別賀。明代紹興郡齋圣賢圖石刻

生平　入仕以前　自代宗大歷七年(772),至貞元十五年(799),白居易生于鄭州新鄭（今屬河南）。自幼聰慧，5、6歲學作詩，9歲熟悉聲韻。11歲時,因兩河藩鎮(zhèn)戰(zhàn)亂，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（今安徽宿縣北），不久又南下到越中，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。5、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，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，并受到當時任蘇州、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、房孺復的影響，作有《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》、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等詩篇，15、16歲時，立志應進士舉,刻苦讀書,口舌成瘡，手肘成胝。后來，父死母病，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家用，奔波于鄱陽、洛陽之間，生活比較艱苦。

初仕至遭貶　自貞元十六年 （800），至元和十年(815)。貞元十六年，白居易 29歲，進士及第。十八年(802) ，又與元稹同時考中“書判拔萃科”。兩人訂交，約始于此，后在詩壇上齊名，并稱“元白”。十九年春，授秘書省校書郎。永貞時(805),王叔文、韋執(zhí)誼實行政治革新，白居易曾向韋上書，建議廣開言路，選拔人才，懲惡賞善，舉賢任能,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。但不久,王、韋等被貶,改革失敗。他的建議未及采用,寫有《寓意》等詩表示惋惜。元和元年(806)，罷校書郎,撰《策林》75篇，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，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。這年中“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”，授□□（今陜西周至）縣尉,作《觀刈麥》,《長恨歌》。元和二年，帖集賢院校理。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。次年授左拾遺。五年，改京兆府戶曹參軍，均依舊充翰林學士。草擬詔書，參預國家機密。在儒家“兼濟”思想的指導下，他不怕得罪權(quán)貴近□，連續(xù)上書論事，如《奏請加德音中節(jié)目》、《論制科人狀》、《論于□裴均狀》、《論和糴狀》、《奏閿鄉(xiāng)縣禁囚狀》等，都是關(guān)系國家治亂、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。與此同時，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“補察時政”、“泄導人情”的武器，促進新樂府運動，寫了大量的諷諭詩，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。但由于朝政日趨腐敗，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(quán)者的忌恨與打擊。

元和六年，白居易因母喪居家，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。元和十年，兩河藩鎮(zhèn)割據(jù)勢力聯(lián)合叛唐，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(zhèn)割據(jù)的宰相武元衡。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，以雪國恥。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，并捏造“傷名教”的罪名，將他貶為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司馬。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。

貶江州以后的內(nèi)外遷調(diào)　自元和十一年(816),至大和二年(828) 。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，寫下《琵琶行》。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,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。在這之前,他已經(jīng)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，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。經(jīng)過這次打擊,思想更從“兼濟”急遽轉(zhuǎn)向“獨善”,決心要做到“宦途自此心長別，世事從今口不言”(《重題》)；“面上滅除憂喜色，胸中消盡是非心”(《詠懷》)。但他并沒有辭官歸隱,而是選擇了一條“吏隱”的道路,一邊掛著閑職，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,與僧朋道侶交游,以求知足保和，與世無忤。與之相適應，描寫閑靜恬淡境界、抒發(fā)個人情感的閑適詩和感傷詩,便開始多起來,而前期那種戰(zhàn)斗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了。元和十三年，改任忠州刺史。十五年，召還京，拜尚書司門員外郎，遷主客郎中，知制誥,進中書舍人。因國事日非,朝中朋黨傾軋，屢次上書言事不聽,于長慶二年(822)請求外任，出為杭州刺史。后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。在杭州時，曾修筑湖堤，蓄水灌田千余頃；并疏浚城中六口井，以利飲用。離蘇州日，郡中士民涕泣相送。文宗大和元年(827)，拜秘書監(jiān)。次年轉(zhuǎn)刑部侍郎。

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　自大和三年(829),至會昌六年(846)。白居易從58歲開始,定居洛陽。先后擔任太子賓客、河南尹、太子少傅等職。會昌二年(842),以刑部尚書致仕。他在洛陽過著飲酒、彈琴、賦詩、游山玩水和“棲心釋氏”的生活。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，時稱“劉白”。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。73歲時,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(jié)石灘,以利行船。兩年后病終。葬于龍門香山琵琶峰(見彩圖河南洛陽白居易墓)。詩人李商隱為撰墓志。今已辟為游覽勝地。

詩歌理論　白居易的思想，綜合儒、釋、道三家。立身行事,則以儒家“窮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濟天下”為指導思想。他的“兼濟”之志，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，但也包括黃老之說、管蕭之術(shù)和申韓之法。他的“獨善”之心,吸取了老莊的知足、齊物、逍遙觀念和佛家的“解脫”思想。《自覺》二首其二說：“我聞浮圖教，中有解脫門�！鼻蟮蒙硗诵陌玻瑹o所往而不適。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，在政治上直言極諫，無所忌諱，敢作敢為，詩歌創(chuàng)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，為補察時政服務；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，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，遠嫌避禍，以詩、酒、禪、游自娛，詩歌創(chuàng)作則主要表現(xiàn)個人感受。無論達和窮，他都離不開詩。白居易詩《溪村》插圖 選自明代萬歷集雅齋刻本《六言唐詩畫譜》

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3000篇詩作，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。他把詩歌比作果樹，提出了“根情、苗言、華聲、實義”（《與元九書》）的著名論點。情是詩的內(nèi)容，言和聲是詩的表現(xiàn)形式，義是詩的社會效果。他分析了詩歌創(chuàng)作中的感情活動，說：“大凡人之感于事，則必動于情,然后興于嗟嘆,發(fā)于吟詠，而形于歌詩矣”（《策林》六十九）。又說：“樂者本于聲，聲者發(fā)于情，情者系于政”（《策林》六十四）。認為情感活動并不是憑空產(chǎn)生的,而是緣起于社會生活中的“事”,密切聯(lián)系于當時代的“政”。因而，詩歌創(chuàng)作不能脫離現(xiàn)實,必須來源于生活，取材于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,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。

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《詩經(jīng)》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(tǒng)詩論，十分強調(diào)詩歌的現(xiàn)實內(nèi)容和社會作用。他說:“文章合為時而著,歌詩合為事而作”（《與元九書》）。又說：“為詩意如何？六義互鋪陳；風雅比興外，未嘗著空文。”(《讀張籍古樂府》)所謂“為時”、“為事”，就是指“救濟人病，裨補時闕”。所謂“六義”、“風雅比興”，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。由于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，他在“美刺”中更著重“刺”的一面，強調(diào)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，要求“唯歌生民病”、“句句必盡規(guī)”（《寄唐生》），“上以紉王教”,“下以存炯戒”(《策林》六十八),指出“欲開壅敝達人情，先向歌詩求諷刺”(《采詩官》)。在他看來，詩歌創(chuàng)作只有發(fā)揮了這種功能，引起當權(quán)者的注意，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，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,否則不過是些“嘲風雪,弄花草”的“空文”。與上述理論相適應,在詩歌表現(xiàn)方法上,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：①“辭質(zhì)而徑”，辭句質(zhì)樸，不加文飾，表達直率，不繞彎子；②“言直而切”，直書其事，不作隱諱，切近事理，說盡說透；③“事□而實”，內(nèi)容真實,經(jīng)得起查考,不說空話，不加虛夸；④“體順而肆”，文字流暢，容易上口吟誦,便于配樂傳唱(《新樂府序》)。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,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。

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(tǒng)治階級內(nèi)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,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(xiàn)實、關(guān)心民病,是有積極意義的。對大歷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，也有針砭作用。但是，他過分強調(diào)詩歌創(chuàng)作服從現(xiàn)實政治需要,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,又是不恰當?shù)摹Ｓ袝r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、陶淵明、謝□、李白等著名詩人，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，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、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（《與元九書》）。同樣，如果一味強調(diào)“辭質(zhì)而徑”等詩歌的表現(xiàn)方法，勢必束縛詩歌藝術(shù)的創(chuàng)造，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，難免有淺率之弊，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。白居易手跡石刻

文學創(chuàng)作　白居易在江州時，曾整理、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，分成諷諭、閑適、感傷和雜律四大類。據(jù)其自述，諷諭詩是他“自拾遺來，凡所適、所感，關(guān)于美刺興比者，又自武德訖元和,因事立題,題為新樂府者”，閑適詩是“或退公獨處，或移病閑居，知足保和，吟玩情性者”；感傷詩是“事物牽于外,情理動于內(nèi),隨感遇而形于嘆□者”；雜律詩則是“五言、七言、長句、絕句，自百韻至兩韻者”。大體上，前三類是古體詩，最后一類是近體詩;前三類中大致以內(nèi)容區(qū)分,但也有參互交錯的。在這四類詩中，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閑適詩。他認為諷諭詩反映了“兼濟之志”，閑適詩顯示出“獨善之義”，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(xiàn)。感傷詩和雜律詩則“或誘于一時一物，發(fā)于一笑一吟，率然成章，非平生所尚”（《與元九書》）。

白居易詩歌創(chuàng)作中最精華的部分,是他的諷諭詩,其中包括《新樂府》50首、《秦中吟》10首等代表作。這些詩篇廣泛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，著重描寫了現(xiàn)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，如《觀刈麥》、《采地黃者》、《重賦》、《杜陵叟》等寫農(nóng)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；《宿紫閣山北村》、《賣炭翁》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；《輕肥》、《歌舞》、《紅線毯》、《兩朱閣》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；《新豐折臂翁》、《縛戎人》、《城鹽州》、《西涼伎》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(zhàn)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；《澗底松》、《贏駿》、《悲哉行》、《諭友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；《井底引銀瓶》、《議婚》、《母別子》